当北大遇上弹幕直播，这场公益峰会有点意思
「我们做的不是"老牌"公益」
作者 |洞爷
编辑 | 珲哥
2030年，你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时间嘀嗒行走，我们忙碌于工作、学习，没太多时间来思考人生和梦想，更没多少时间去思考全人类命运这个宏大主题。2030年，它会是科技的、和平的、自由的吗？2030年，我们究竟要怎样抵达人类那个美好的未来？
2016年9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来携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成功举办“乐天行动，创变未来”2016全球社会化媒体与公益峰会。这场全球公益盛典，就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未来？
会议邀请了企业领袖、社会创新家、热心公益事业的明星、艺术家、NGO的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分享他们在面对全球挑战时的思考跟实践，传递乐观向上的精神，启发公众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与行动。
△ 大咖云集，袁珊珊、马薇薇、陆川、李一诺、老狼……
数不过来啦
没有来看盛典的小伙伴，你们知道错过了什么吗？
（冷漠脸.jpg）
△ 人潮涌动的峰会现场
△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公益弹幕墙
△ 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
弹幕+直播+大咖+北大，这场公益盛典有点意思~
下面让洞爷带你看看没来现场的你，究竟错过了什么。
会议由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姬少亭主持，峰会开幕时提到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邀请了热心全球发展的明星和意见领袖为这17个目标代言，究竟是哪17个目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现场集合版视频新鲜出炉。
现场播放视频后，主持人邀请了非常多重量级的嘉宾上台阐述17个目标背后的内涵，并完成“行动2030”的仪式与合影。
嘉宾就座，主持人问到文霭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及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对于“乐天行动，创变未来”的看法时，文霭洁女士回顾了过去一年开发署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努力和工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通过一年以来，我们成功采取了诸多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在距离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剩14年，每一年对我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要共同努力，携手各国领导人，企业家，媒体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社会化媒体与公益峰会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桥梁与平台，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加入，共同交流、探讨如何用新媒体来创变未来。峰会有效的将全球公众连接在一起对话、沟通。正如今年的全球主题“连接今日，创造未来”（Connecting today, creating tommorow）。
而一诺女神是这样回答的：
今天在现场听到“乐天行动派”这个词我感到非常非常熟悉，这是在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比尔·盖茨夫妇提出的口号，他们认为自己是乐天行动派。今天能够在北大百年讲堂以“乐天行动”为主题来展望2030，对我个人和我们基金会和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减少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我们的信念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所以，我们希望在全球健康、帮助需要的人减贫、脱贫方面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中国我们主要的工作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健康与发展目标的进程，第二是希望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第三方面的工作跟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非常有幸和UNDP作携手，联合发起“2016年全球社会化媒体与公益峰会”并在今天的活动上推行相关的理念，希望不仅是理念打动了你们，而是有更多在座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行动起来，成为乐天行动派。
△ 从左至右依次为：文霭洁、李一诺、姬少亭
接下来的论坛以panel形式（多位嘉宾就分议题讨论）进行，共有6个议题：第一个话题是“Global Goals are our goals”，第二个是：我们是乐天行动派，第三个是：少数派崛起，第四是：创新是改变的源动力，第五个是“Champion of the Earth”，第六个是“Music to inspire action”。
我们来看看部分大咖都说了什么。
1张薇：We do not have a plan B, just like we do not have a planet B.△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薇、文霭洁、李实、邓立
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未来人类社会进步的路线图，它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去共同推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走向一个更包容、更公正、更可持续、更繁荣的发展道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的，我们是有机会消除全球贫困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肩负着解决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后一代人，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不得不为之后悔，因为我们并没有另外一套计划，就像我们并没有另外一个星球。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而我们未来又计划如何去做？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真正核心精神——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在讨论这些之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何而来？在2012年的“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第一次提到“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并且敦促各国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目标来协调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里约+20峰会”也可以说是联合国在历史上真正全民参与的一个大会，它希望各国的公众能够聚集起来，回答同样一个问题，就是20年后希望拥有怎样的未来。中国很多的网友也参加了这个全球对话，《2032》这部公益短片应运而生，有232名普通的中国人在镜头面前回答了这个问题，即20年后你希望拥有怎样的未来。其中32个人的愿望被收录在这部影片中。四年过后，让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再重温一下这个公益短片——《2032，我们希望的未来》。
2陆川：他们用一生来做这个事儿，我十年来做一次李一诺：（问陆川）您一直关注非常小众的电影题材，从最开始的《可可西里》到现在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也都和濒危动物有关，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陆川：我没有刻意的坚持，就是凭兴趣吧，拍《可可西里》的时候，因为我生在西北新疆，所以，我对那个地方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北京还是挺压抑的，但到那儿（新疆）会很自由。这中间拍了一些比较沉重的历史题材的戏，等到又有机会拍一个自然电影的时候，突然心里很有冲动。能够拿一些时间出来跟野生动物在一起、为野生动物拍一个电影，这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放逐或者自我解放。对野生动物，我一直很感兴趣，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就觉得跟野生动物在一起拍戏可能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李一诺：（问陆川）做这种题材的工作，还得有一些商业的考虑，您怎么进行这个平衡？
陆川：在中国有比我更坚持做野生动物保护或者影像工作的纪录片的导演，还有图片摄影，像奚志农老师，还有搞平衡木的人，他们都是用一生来做这个事儿，而我可能就十来年做一次，所以，我并不觉得有多伟大。要平衡一点，想明白一点，以后再拍别的电影。
△ 从左至右依次是陆川、姬十三、沈博阳
3姬十三：科学传播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李一诺：开始是科学松鼠会，后来创业做果壳、在行，你都做的非常成功。在外界看来，你做的事情感觉离科学有点渐行渐远的感觉，你是怎么考虑的，你为什么做现在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背离了自己当时的初心？
姬十三：我最早是学生物的，搞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做科学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进而思考我可不可以影响更多人。所以，开始传播。让传播跟科学结合，试图让科学圈里的人和事影响更多的人和事儿。做科学传播的时候就想科学这个事情应该成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或者科学应该很大比重的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所以，就慢慢的开始用互联网的方式和手段，希望用非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做了科学传播一阵子之后，我就想这里面归根结底可能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像我们经常传播生物方面的内容，传播转基因相关的内容，但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生物基本训练的人来讲要他去理解转基因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传播做得再好都没有太大作用。所以，慢慢我就会把很多兴趣转移到教育方向上，转移到知识创新、知识洞察上。这么多年对我来讲是一直在科学传播、知识创新这个方向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条路。
4奚志农：中国和这个行业的差距还非常非常远我为什么同意少数派的说法？事实上是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职业，野生动物摄影师，我们之所以能在80年代初期看《动物世界》，看全世界那么叹为观止的野生动物自然的电影，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行业，就是野生动物电影或者野生动物纪录片的这样一个行业，以“一栖”为旗帜，中国公众从80年代初就看了那么多的自然电影，把胃口已经看得很高了，但是遗憾的是看不到中国的。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能说出角马在非洲怎么迁徙，企鹅怎么生宝宝，北极熊怎么抓海豹，但是并不知道中国藏羚羊的迁徙路线、长臂猿今天还有吗？为什么用影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是我和我的同伴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因为没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成为少数派，其实这在一个正常的国度，在西方这是一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陆川导演才能把这个片子推出来，事实上核心团队的成员是BBC自然历史部的人。所以，中国和这个行业的差距还非常非常远。
5马薇薇：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少数派沈旻：（问马薇薇）我看过您的发展经历，因为你特别会说话，特别能说话，能说话在你职业生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马薇薇：说话是我唯一拥有的技能，剩下的就只有漂亮了。
沈旻：（问马薇薇）你自己怎么看少数派这样一个定义，从你的角度，你经常被各大媒体定义成我们新锐的女性价值观代表的先锋，你怎么看一个人要具备什么特质，比如你会说话还长得好看，什么样的人他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成为虽然少数但又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马薇薇：首先感谢主持人和媒体朋友的溢美之词，一部分媒体也经常骂我丑。我今天想讲的是他们一开始说要来参加这样一个少数派崛起活动的时候，我现在是略懵的，我哪部分看起来像是少数派？我们几个现在创业做米果文化，好好说话这个项目，我们是一个相当于服务型的项目，咱们现在经营状况不行了就要少说话了吗？他们说是少数派这个词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规则区分之下我们都有可能是少数派。什么意思呢？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在权利角度，不是人数角度，是少数派。在普遍更注重人权，而非动物权益的社会里，爱护动物者可能会是少数派。只要提出不同的区分标准，我们都有可能是多数派，也都有可能是少数派。多数派的时候我们会支持现状，这是人的本能。少数派的时候我们本能性的会抵抗现状，但是又无能为力。所以，我很少说自己是女权，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符号不应该仅仅是他的性别，他所要争取的东西也不应该仅仅是为自己所在的性别去争取。所以，我比较喜欢讲平权。什么意思？在一个是多社会里，在不同的划分规则下，既然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少数派，那很多事儿就不能仅仅靠人多来解决，而应该在追求效率之余考虑公平，这种公正性反而是我们每一个都有可能少数派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6魏文杰：越爱臭美越爱世界我2010年参加美丽中国的公益项目区云南支教，支教过程中发现课堂里很多孩子是近视的，但是他们没有资源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配眼镜，我们当时觉得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年做个很小范围的项目，募捐一些钱，找到本地的眼科大夫给这些孩子配眼镜，很简单。
做做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对这些孩子是特别有意义的，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对教育的态度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积极做下去。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这个公益项目，目前在云南几个不同的区，包括云山、宝山、香格里拉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化和系统化。
我想到了Mantra，这个商业模式已经有一定的接受度，在美国比较多，我的同学穿的鞋子，蓝色，大家都感觉很棒，因为穿一个鞋子不仅我自己穿着好看，同时也可以帮助到一些非常的孩子。我们觉得在中国也有可能试水这个模式，我们的口号就是：越爱臭美越爱这个世界。
7老狼：音乐可以传承2003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到非洲，在十几个国家参加拍摄一个电视节目，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汽车行进的途中看到旁边近百人载歌载舞正在欢聚一堂，我们特别好奇，带着摄像机下去。打听后了解到他们在做一个萨满。印象深刻的是没有人在哭，大家都通过唱歌，通过节奏、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是我特别感动的一个瞬间。
还有一个瞬间是我到四川四姑娘山，与鼓手晓松一同爬山，当我们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时分，夕阳在我们前面，后面是绿色的大山，远处突然传来高亢的《青藏高原》的歌声，是两个牧羊女赶着几百头羊从山谷里走来，他们看到陌生的来客以后非常激动，她们在那儿开心的唱起来，那是我听到最美好的《青藏高原》版的歌声。音乐承载了很多的信息，甚至它还有一定的传承的作用。
我觉得实际上音乐的传承还没有做到那么努力和那么的有力量。希望可持续发展也是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都给予这些贫困的地区更多一些支持，把那些多样性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
8袁珊珊：拍戏熬夜时，音乐让我坚持下去这几年我也开始慢慢在健身，好像每一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总是音乐就推动着让我去坚持，包括拍戏很累熬夜的时候也是听歌音乐让我坚持下去。因为每一个音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哪怕一些背景音乐也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包括一些电影原生歌曲非常让人情有独钟。所以，音乐跟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音乐可以让我自己，也可以让周围的环境和人都变得更加放松。
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必需品，从小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到现在也非常的热爱音乐，还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家也都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刚才提到“爱的骂骂”也是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你骂我一句我捐出5毛钱给病患儿童的手续费。我希望通过公益和音乐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因为网络暴力这种属于社会上的一种负能量。我希望能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也希望像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可以在以后的道路上更积极向上一些。
2030年，你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虽然改变世界是一个super super 宏大的故事，但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他们乐天，他们敢于行动，他们即使是少数派也在崛起，公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触手可及可讲述的故事。
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超级英雄，愿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 封图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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